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就开始脱衣服上床，嘴上还说着‘女同志请回避一下，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男知青们大笑起来。

曹刚说：“就咱们这帮人是傻逼，一动员就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听说不来的最后也在北京分配工作了。”

郭洁问道：“跃民、郑桐，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

钟跃民反问：“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郭洁说：“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郑桐插嘴道：“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郭洁感叹着：“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好比我住在一楼，跃民住在二楼，有一天二楼的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跃民一不留神掉下来，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窟窿，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钱志民也加入了讨论：“没错，要是跃民一挣巴，又顺着窟窿钻回二楼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里听蛐蛐儿叫呢。人哪，争不过命，因为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钟跃民觉得这类话题很无聊，忙岔开话：“我说哥儿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少说两句，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四十多里地呢。”

钱志民灰溜溜地说：“去他妈的，走不动了我就当‘路倒儿’啦，反正活着也没劲。”

郭洁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那3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钟跃民无所谓地说：“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可不能干。”

其实他们误会这3个女知青了，此时她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虹和李萍在贴饼子，她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她忧郁的脸。她很后悔自己今天中午对钟跃民的态度，她不是小气的人，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他们早晚要去讨饭，她是对钟跃民有气，有意要难为他。

蒋碧云的父亲是大学教生物学的教授，母亲是和父亲同系的讲师，她从小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类好学生对钟跃民这样的坏孩子向来有成见，更何况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一向看不上出身干部家庭的孩子。他们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一套观念：咱们这样的家庭无权无势，父母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将来只能靠自我奋斗。蒋碧云是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她对干部子女有着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八旗子弟、衙内，喜欢吹嘘父母的地位，目中无人，不学无术，虚荣浅薄，很多干部子女还缺乏教养，继承了他们土包子父母的禀性，以无知为荣耀。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兴起，蒋碧云的父母被揪斗，当时她还在学校跟着红卫兵们“破四旧”，像她这种非“红五类”出身的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的，她只能参加“红外围”。她很感谢红卫兵能给她这个参加革命的机会，于是几乎每天都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的单位通知她去处理他们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尸体已经被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她疯了一样回到家，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她什么也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

蒋碧云从那时起，就开始对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极强的仇视心理，继而扩大到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刚来的第一天，她就开始讨厌钟跃民，把他当成了无赖，而钟跃民似乎也有意作出一副流氓相来招她烦，仇就是这么结下的。

李萍和王虹知道钟跃民借粮的事后，都埋怨蒋碧云做得太过分，王虹很不满地说：“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李萍叹了口气说：“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饭了。钟跃民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萍和王虹对钟跃民的印象不错，她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她当成了小气鬼，蒋碧云委屈得捂住脸哭了。

在男知青宿舍里，大家都聊得没劲了，郑桐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

钟跃民踹了他一脚：“郑桐，你他妈安静点儿行不行，老挤我干什么？”

郑桐有气无力地说：“我想起那次和袁军买冰激凌的事，当时吃得哥儿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