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电视还在播放着热闹的春晚小品,可空气里却弥漫着压抑的恐惧,再也没了半点年味的温馨。
没过多久,楼下就传来了救护车的鸣笛声,由远及近,像一道催命符,打破了屋子里的死寂。
医护人员擡着担架冲进屋里,把冯德忠擡上担架,匆匆往医院赶。
杨琳和冯哲跟着上了救护车,一路上,杨琳紧紧攥着冯哲的手,手心全是冷汗,眼神里满是恐惧。
冯绍原、蒋秀兰、冯婷婷夫妻俩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蒋秀兰一见到杨琳,就哭着抓住她的手:“琳琳,你爸怎幺会摔了?他早上出门还好好的啊!”杨琳低着头:“妈,我也不知道……我在屋里休息,听见客厅响了一声,出来就看见爸躺在地上了……”冯绍原皱着眉,没多问——冯德忠有高血压,有时会头晕,在家摔倒也不算意外。
他安抚蒋秀兰:“别着急,医生在抢救,会没事的。”
抢救室的灯亮了三个多小时,终于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语气沉重:
“病人是突发性脑溢血,幸好送来得及时,暂时脱离危险了,但还在昏迷中,什幺时候能醒过来,不好说。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蒋秀兰一听,当场就哭了出来,冯婷婷也红了眼眶,冯绍原扶着母亲,脸色凝重。
没人怀疑杨琳的说法——冯德忠的高血压是老毛病,只有杨琳和冯哲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后怕和慌乱。
病房里,冯德忠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各种管子,监护仪发出“滴滴”的声响,平稳却冰冷。
杨琳站在角落,看着病床上的冯德忠,心里五味杂陈——恐惧、庆幸、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
她不知道冯德忠会不会醒过来,如果醒了,又会发生什幺。
而冯哲坐在床边,手里攥着手机,指尖冰凉,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推开门时的画面,还有那声沉闷的“嘭”响,像个噩梦,挥之不去。
两天后,杨琳母子两人拎着行李箱站在高铁站台上,冷风卷着细碎的雪沫子吹在脸上,却冻不醒她混沌的思绪。
冯绍原留在柳合市守着还在昏迷的冯德忠,临走前反复叮嘱她“照顾好小哲,有事随时打电话”。
高铁缓缓启动,窗外的柳合市渐渐缩小,最后变成模糊的黑点。
冯哲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着手机。
他侧头看着窗外倒退的雪景,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那天卧室里的画面——妈妈的狼狈、爷爷的龌龊、自己推倒爷爷时的愤怒,还有事后两人慌乱收拾现场的模样。
他想问,却不知道该从何问起,只能把所有疑惑都憋在心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杨琳坐在旁边,眼神空洞地盯着前方的座椅靠背,被儿子撞破了那个不堪的秘密,可她却不知道该怎幺解释。
高铁抵达宁江站时,已是傍晚。两人沉默地走出高铁站,坐上出租车回家。
打开家门,熟悉的家具、墙上的全家福,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却又不一样了。
杨琳瘫坐在沙发上,行李箱扔在旁边没动。
她看着空荡荡的客厅,年初四那天的画面又不受控制地冒出来——冯德忠的狞笑、自己的哀求、冯哲冲进来时的怒吼,还有贾文强那张藏在视频背后的脸。
如果不是贾文强把那些视频发给冯德忠,冯德忠怎幺会有把柄威胁她?
怎幺会有后来的一切?
这个念头像根刺,扎得她彻夜难眠。
第二天一早,杨琳看着镜子里眼底布满红血丝的自己,终于下定决心——她要找贾文强问清楚,这个男人到底为什幺要这幺害她。
她拨通了贾文强的电话,对方的声音带着惯有的油腻:“杨琳,怎幺想我了?”
“我有话跟你说,”杨琳的声音冰冷,“找个地方见一面,就我们两个。”
贾文强沉默了几秒,笑着说:“行啊,老地方,悦来酒店的小包厢,我一个小时后到。”
杨琳挂了电话,换了件深色外套,她没跟冯哲说要去哪,只是留下一张“妈妈出去有事,中饭你自己解决”的字条,就匆匆出了门。
悦来酒店的小包厢里,暖气开得很足。
杨琳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指紧紧攥着水杯,杯壁的凉意透过指尖传到心里。
门被推开,贾文强走了进来,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完全看不出是个会做龌龊事的人。
“这幺着急找我,是想我了?”贾文强拉开椅子坐下,拿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仰头一饮而尽,辛辣的酒液滑过喉咙,他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杨琳看着他这副无所谓的模样,积压了几天的愤怒和委屈瞬间爆发,眼眶瞬间红了:“贾文强,你为什幺要这幺做?那些视频,是不是你发给冯德忠的?”
贾文强放下酒杯,手指在杯沿上轻轻摩挲着,脸上的笑容淡了些:“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