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惠拿起笔在纸上划拉了两下，“你做的是中国剧本被翻成法文之后丢了什么，那我反过来，我来写法国剧本被翻成中文之后多了什么，或者变了什么。”

“比如说莫里哀的《悭吝人》，中文译本里把那些法式的笑话和讽刺，换成中式表达的时候，到底是‘信’还是‘化’？哪些地方译得好，哪些地方硬译到让人看不懂？”

少微道：“这个角度有意思，你打算拿哪个译本做底本？”

“还没想好，我记得商务印书馆早年出过一个，用语偏文言，读起来像清朝人在说话；还有一个是前两年翻到的，白话倒是白了，但有些地方译得太随意，把法式幽默硬塞进北方相声的套子里，读着怪别扭的。”

少微道：“那你不如两个版本对照着写。

同一个剧本，前后相隔十多年，译文风格的变化本身就是一篇论文的素材。”

张德惠愣了一下，随即猛地点了点头：“有道理啊！

我要是能把两个版本里同一段台词的差异列出来，分析译者各自的选择和取舍，这篇论文就有框架了！”

她越想越兴奋，提笔在稿纸上刷刷地写，记完以后又看向少微：“不过话说回来，你那个选题拿德莫朗的《西厢记》改写本做文章，答辩的时候那几个法国教授要是刁难你，怎么办？”

少微不以为意：“他们要是质疑我的法语表达能力，我就用法语跟他们讨论元杂剧的排场结构。”

“他们要是质疑我对法国翻译理论的理解，我就问他们：在评价德莫朗的改写之前，是否需要先确认他对王实甫原作的把握是否准确？”

“好家伙。”

张德惠啧啧两声，“你这是准备把答辩现场变成文化战场。”

少微道：“不至于，只是提前想好了退路而已。”

确定了选题，两人没再说话，各自埋头翻资料、记笔记。

少微没说的是，其实她对于那张文凭并没有那么执着。

之所以来沪光，主要是还是因为吴其煜帮了大忙，让她免听了不少课程。

其次才是苏韵的期望，再其次是明先生以及其他师长、朋友的影响。

后来得知她被沪光录取，明先生、江先生、吴先生、杨先生都很高兴。

去岁，她还回明德去看望了明先生。

人是为自己而活的，但又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