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翻金朝的战争中抵抗最顽强的徒单氏和唐括氏两个氏族因此整个氏族都遭到抹去，从此不复存在，而其他的氏族也根据其对战争的参与程度给予了惩罚——不过大部分还是得以保全，只是地位一落千丈。

与蒲察氏同处此列的，还有在礼朝建立史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蒙古部族，乃蛮部——在金朝时期，女真一直作为蒙古的宗主，蒙古诸部均为金朝的臣属，被金朝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和残酷的‘减丁’之政。

所谓‘减丁’，指的就是金朝军队会每隔年定期深入蒙古草原所进行的掳掠和屠杀——古有记载称“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在执行过程中，金军会杀戮蒙古高原的人口，尤其是成年男子和男孩。

同时，他们也会掳掠蒙古妇女和儿童，将其带回金国境内充当奴仆，当时河北、山东等地就有人购买“鞑人”（蒙古人）作为奴婢。

如此的暴行经年累月，让蒙古诸族对女真人恨之入骨，所以在得知了言玉的反叛大计之后，乃蛮部和蒙古诸族毫不犹豫地臣服于言玉，言玉在蒙古诸族族长的簇拥下，接受了乃蛮部敬奉的白狼皮，迎娶乃蛮部女子乃蜜萨仁，被推举为【天可汗】（历史上唯一一位得此殊荣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

随后，乃蛮部和蒙古诸族的军队为言玉所驱使，并在言玉统一中原的诸多战事之中浴血奋战。

也正是他们的功绩，为他们在礼朝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勋——乃蛮部的首领忽图剌被授勋【归德郡王】，并由太祖亲自赐名阿勒坦（蒙古语‘黄金’的意思），允许他们占有封地和自治。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东北地区日后便有了南蒲察北乃蛮的说法。

这两个功勋卓着的世婚家族一同镇守在东北的南北两侧，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相当难谈得上融洽。

两家明里暗里的竞争自几十年前开始就愈演愈烈——而外戚之间相争无非靠的就是皇后之位——在言华飞一朝，蒲察氏风头正盛，无论宫室还是武勋都压乃蛮部一头，矛盾也由此愈发激烈。

但所谓盛极必衰……言华飞一朝的末期，突如其来的大瘟疫使得无数皇嗣夭折……随着本来该承继大位的太子言锡穹病逝于榻上，本朝的皇后之衔便落到了乃蜜氏头上。

更偏巧的是，乃蜜氏还是乃蛮部族长，也就是乃蛮部所谓正统一系的女儿，两家外戚的斗争局势就此又倒向了乃蛮部一侧。

防外戚一家独大，是千古以来所有帝王必须懂得的政治手段——言锡宇也不例外，他知道，外戚绝不可一家独大——要么两强相争，要么尽数除之。

而这两家虽说强盛的过了头，但在皇权面前倒是还不至于跋扈，更没危险到不得不除的地步……所以言锡宇才刻意地拔擢蒲察阿邻这一系的蒲察氏臣子，希望靠她们来制衡住乃蛮部。

这就是蒲察阿邻如今能身居如此高位的原因——六部尚书之职是从二品，而吏部尚书更是有‘天官’之名。

因其执掌官员人事调动大权，而被称为六部尚书之首，百官仰望之，地位超然。

可蒲察阿邻还不仅如此，她同时还身兼翰林学士，掌起草诏令，属于皇帝的高级秘书官，素有‘内相’之别称。

有这一重关隘在，蒲察阿邻的身份就彻底不一般了——吏部尚书掌管百官的人事权，而翰林学士之职又让她作为皇帝的顾问——这是宋朝至礼朝官制之中宰执候补所走的经典路线。

她如今所居的位置，几乎就是皇帝在朝堂和百官之中的‘手’与‘口’，手里握着全国文官的乌纱帽，笔下写着皇帝的诏令。

这种设置对于言锡宇而言，是有三重考量的：

第一，外戚与皇权在利益上绑定，她们的忠诚要比单纯的君臣关系来的更牢固——这就是为什么言锡宇会允许蒲察氏和乃蛮部掌控如此之大的权势——外戚说到底，因为和皇族有亲缘关系，终究还是皇帝的‘自己人’，权力握在自己人手上总是好过握在外人手上。

第二，外戚的存在可以压制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避免这些势力结党营私。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她们有能力和乃蛮部形成一文一武的制衡格局，让两家外戚相争，而使得任何一方都不至于独大。

当然，能担任此等重任，掌如此威权——靠的不止是这简单的三重考量。

身为皇帝近臣，蒲察阿邻所拥有的许多特权是连伺候皇帝起居的内侍都不被容许的——其中就包括“便宜从事，不复奏请”之权——允许蒲察阿邻在处理自己部门的要务时，不必事事请示皇帝，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行决断权。

在历史上，这种权力通常只有皇帝极其亲信且位高权重的人才能享有，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时期，‘房谋杜断’中的左仆射（即左相）房玄龄，他在李世民征高丽时留任长安，便享有此权。

这可不是单纯外戚二字就能解释的信任和亲近——事实上，从二人相处的诸多表现来看，也不难看出二人的亲近。